03|北戴河决策的历史价值【破冰之举】
撰文/张 毅
据公安部最新统计,截至2017年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到2.17亿辆,其中1.7亿辆是私人拥有的小客车(私家车),占载客汽车总量的91.89%。而在30年前的1987年,中国私家车的数量可以忽略不计。
1987年的北戴河会议,国务院作出了发展自己的轿车工业的重大决策,并且确定了“三大三小”的总体格局。现在来看,当时的决策还存在着浓厚的计划经济味道,但毕竟确立了轿车产业向规模化发展的道路,并对轿车进入家庭打开了绿灯,为今后“轿车进入家庭”奠定了基础。
如果没有当年的北戴河会议重要决策,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格局
正是由于轿车进入千家万户,释放了多年被压抑的购买力,中国汽车才能够得到长足发展。并且在加入WTO 以后,实现了连续十几年的高速发展,连续9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第一大汽车市场。
时过30年,回头再看当年的北戴河会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当年的北戴河会议重要决策,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格局。1987年的北戴河会议,对于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坐轿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1978年开始的,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计划经济的体制和思维仍然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全国的私人轿车不过数百辆。在1956年后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国内几乎没有私人轿车。再次出现私人轿车,是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末。而私人轿车大规模进入中国老百姓家庭,则是从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开始的。
私人轿车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胡信民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第一任会长,从1954年到一汽工作,他和汽车打了一辈子交道。胡信民曾回忆道,那时,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宁波等民族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除了少数民族资本家拥有自己的小轿车,其他小轿车都是公家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6年左右的建设与改造,基本确定了“生产要素由国家统管统分,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在20世纪60年代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国产大红旗高级轿车和上海牌小轿车成为国内公务轿车的两大主力车型。大红旗主要用于中央领导、省部级领导出行和接待外宾,上海牌轿车则用于司局级领导。从1958年第一辆大红旗轿车试制成功到1981年停产,总共生产了1540辆。1958年,上海汽车装配厂试制成功第一辆凤凰牌轿车。1964年,凤凰牌轿车改名为上海牌轿车。1991年上海牌轿车停产。在长达27年时间里,上海牌轿车总共生产销售了6.6万辆。
在计划经济年代,汽车是生产资料,少量轿车主要用于公务和外事活动。老百姓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自行车和公交车,私人轿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改革开放后,要不要发展轿车,曾经有过很激烈的争论。
曾任国家计委工业二司副司长的徐秉金,长期参与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决策。他回忆道,当时国家百废待兴,还要“拨乱反正”。石油只有大庆、胜利油田。一没有路,二没有油,资金也短缺,怎么可能搞小轿车呢?当时有领导干部就说过,搞什么小轿车,战争时代能骑上马就不错了。
当时中国的汽车工业规模很小。1978年汽车产量只有15万辆,仅占当时世界汽车总产量的0.4%,而且主要是商用车。1987年当年,中国的汽车产量也只有47万辆,轿车产量只有2万多辆。
北戴河会议确定中国汽车发展战略
1953年7月15日,第一汽车制造厂隆重举行奠基典礼,新中国第一家汽车制造厂破土动工。3年后中国自己生产的第一辆解放牌4吨载货汽车在一汽诞生。
从1956年到1978年的22年间,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缓慢。1978年全国共生产汽车14.9万辆,其中绝大部分为载货车,轿车仅为2611辆。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汽车主要是生产资料,而不是生活资料。汽车产品主要是载重汽车,只有少量国产轿车,用来满足公务和外事用车。
改革开放后,国家从“以经济建设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渐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这个转变是逐步的,汽车产业也不例外。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足迹,中国汽车产业也在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方式。1983年4月,第一辆上海桑塔纳牌轿车在上海汽车厂组装成功。1984年1月,第一家中外合资整车企业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正式开业。1985年3月,中国与德国合资的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上汽大众)正式成立,这是国内第二家整车合资企业。1986年9月,以CKD方式引进生产的第一辆夏利轿车下线,夏利成为国内最早进入家庭的主力车型之一。经过长时间的争论,1987年8月,国务院北戴河会议讨论发展轿车工业问题,最终确定发展自己的轿车工业。
北戴河会议明确规定,全国建设一汽、二汽、上汽三个轿车生产基地,一汽生产排气量2.0L以上的中高级轿车,上汽生产1.8~2.0L的中级桑塔纳轿车,二汽生产1.3~1.6L普及型轿车。另外,天津、北京、广州三个生产点从进口轿车散件组装开始,逐步实现国产化生产。除这6家之外,国家严格控制轿车生产。1988年国务院专门发出通知,对轿车生产实行严格控制,除已批准的6个轿车生产厂外,不再安排新的轿车生产厂点。全国形成了一汽、二汽、上汽三大轿车生产厂和北京吉普、天津夏利和广汽标致三个小汽车生产厂,俗称“三大三小”。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北戴河会议,已经过去了近10年,但是中国汽车产业仍以计划经济为主,产品主要是生产资料而不是生活资料。
从1984年北京吉普开业到1986年夏利下线,中国汽车业发展依然属于探索阶段,规模很小。上汽大众直到1990年才达成6万辆年产能,北京吉普直到1995年才实现年产销8万辆。
1986年的六届四次人大会议上,“把汽车制造业作为重要支柱产业”写进“七五”计划。当年,全国汽车产量仅为37万多辆,其中轿车总量为1.2万多辆。
北戴河会议发展轿车的决策制定以后,在中国2001年加入WTO 前的十几年里,中国汽车工业开始了战略转移,由30年一贯制的生产装备转变为以发展轿车为主,由过去计划经济运行机制转变为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这就是北戴河会议的历史地位。
20世纪90年代后期,轿车工业逐渐成为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重点。中国汽车产品已不再是原来单一的中型卡车,基本覆盖了卡车、客车、轿车、越野车等各种车型。
2000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首次提出“鼓励轿车进入家庭”。2001年3月
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批准了“十五计划”,这是第一次把“轿车进家庭”列入国家发展规划。中国进入私人轿车消费新阶段。
“三大三小”为中国汽车带头吃螃蟹
虽然北戴河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三大三小”轿车生产格局,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要真正落实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徐秉金回忆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利用外资发展轿车工业,第一个轿车合资企业是上汽大众,但是规模严格限制在每年3万辆。1987年北戴河会议决定将一汽作为国家重点发展轿车的生产基地。一汽先后与美国克莱斯勒公司和德国大众公司就车型选择进行了多次接触和筛选。最后选择了大众的奥迪100车型。
经过5个月5轮谈判,最后与大众公司就引进技术、模具、CKD组装轿车达成协议。一汽从德国进口37500辆成套散件,组装后在中国卖,成功了再搞合资
德国人说,中国生产轿车有市场吗?并提出先组装几万辆轿车在中国卖,卖得好再谈合资。经过5个月5轮谈判,最后与大众公司就引进技术、模具、CKD组装轿车达成协议。一汽从德国进口37500辆成套散件,组装后在中国卖,成功了再搞合资。这个项目叫作“3万辆轿车先导工程”。
198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合并,邹家华国务委员兼任计委主任。徐秉金从国家经委到国家计委工业综合二司任副司长。在徐秉金的建议下,工业二司成立了汽车处。徐秉金说,邹家华非常重视发展轿车工业,他亲自抓一汽15万辆轿车项目和二汽的轿车项目。徐秉金作为国家计委主管司局长,参与了项目从立项到审批的全过程。
为了解决一汽的合资问题,徐秉金带着工作组到长春开现场办公会,解决问题。当时机械部和中汽联计划让一汽和二汽轿车项目同时上马,但是国家计委认为投资太大,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徐秉金组织人员,三天三夜没睡觉,列出了7张表格算账。如果按照机械部和中汽联的方案,没有140亿~150亿元下不来。建议先上一汽轿车项目再上二汽轿车项目,一共需要七八十亿,先花40亿~50亿把一汽轿车干下来。
一汽大众1991年2月8日正式成立
国家相关部门领导批示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决定一汽轿车项目先上马,二汽的轿车项目等两年,上汽大众维持现状。按照这一方案,一汽大众1991年2月8日正式成立,而中国东风与法国标致雪铁龙的合资整车企业神龙汽车,1992年5月18日才成立。
虽然“三大三小”的格局很快就被打破,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6家轿车整车企业为中国汽车产业的转型升级和轿车产品进入市场作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上汽大众和一汽大众一直是国内乘用车销量前三名。广州标致虽然失败了,但是重新建立起来的广汽本田却一直表现出色。
北戴河会议为汽车大国奠定基础
尽管北戴河会议之后,国务院严格控制轿车生产厂家的数量,但是在“轿车进入家庭”这一大战略的推动下,中外合资整车企业和自主品牌车企如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在“轿车进入家庭”这一大战略的推动下,中外合资整车企业和自主品牌车企如雨后春笋一般
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 之前,大众汽车、通用汽车、丰田汽车、本田汽车等跨国巨头在中国建立了上汽大众、一汽大众、上海通用、广汽本田等一批生产轿车为主的合资整车企业。之后,又相继诞生了北京现代、长安福特、东风日产、东风本田、广汽丰田、北京奔驰、华晨宝马、东风悦达起亚等一批中外合资整车企业。
北戴河会议鼓励发展轿车工业的决策发布后,国内产生了一大批乘用车自主品牌汽车企业,其中的佼佼者有吉利汽车、奇瑞汽车、长城汽车、比亚迪汽车、江淮汽车等。一汽、东风、上汽、长安、江淮、华晨等国有企业也推出了自主品牌乘用车产品,共同开拓中国的轿车和SUV 市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汽车生活的美好向往。
北戴河会议之后建立的一批生产轿车等乘用车为主的合资和自主整车企业,为中国汽车市场提供了丰富的产品,成为中国加入WTO 之后汽车业“黄金十年”和“白银十年”的主要推动力。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7年国产乘用车销量为2471.83万辆,其中轿车和SUV 等以私人购买为主的车型约为2200万辆,是1987年全年轿车销量(20865辆)的1000多倍。
2017年的2471.83万辆国产乘用车销量中,合资企业生产的品牌汽车达到1387.16万辆,市场份额达到56.12%。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大众、通用、奔驰、宝马、奥迪等多个国外汽车品牌的单一最大市场。
在北戴河会议之后成长起来的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品质不断提升,知名度不断提高,不断缩小与外国品牌汽车的差距。2017年,中国自主品牌乘用车共销售1084.67万辆,占国产乘用车销售总量的43.88%。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汽车产业进入了在全面开放环境中迅速发展的新时代。在机遇与挑战面前,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汽车生产大国和第一大新车市场,并朝着世界汽车强国迈进。
没有1987年北戴河会议的重要决策,就没有中国汽车产业的战略转型
改革开放和加入WTO 推动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和加入WTO,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不可能这么快。同样,没有1987年北戴河会议的重要决策,就没有中国汽车产业的战略转型。没有“汽车进家庭”的重大抉择,就没有今天中国汽车市场的蓬勃发展。30多年过去,1987年北戴河会议关于发展轿车的重大决策,其重大历史意义,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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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轿车是国之战略
“如果没有当年的北戴河会议重要决策,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格局。”可以说,这是被业界公论的事实。也就是在这著名的“决策”中,诞生了“三大三小”的轿车布局,也就有了后来“三大三小两微一特”这一轿车发展构架的战略蓝图。尽管这一战略发展并非理想,其中有过曲折,甚至变故,有的以至于被淘汰,也有进入,但上汽大众和后来继上的上汽通用等,无疑是这一战略中的“模范生”,后来都成长为汽车产业不可忽视的主体之一。
在对诸多文献和资料的梳理中,本文所提供的“顶层设计”来之不易。这是高屋建瓴的战略决策,也是对“三大三小”来龙去脉的真实呈现。所以,要了解中国轿车产业,就必须了解北戴河会议。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对发展轿车工业的重要决定,而是在此决策后面,还酝酿了一部如何发展汽车工业的产业政策的制定。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是首次。可见国家对发展汽车之重视,上升到国策的高度。
由于是历史和现实的对照,文章的叙述有了纵横感,回过头来再看“决策”,就有了历史价值的厚重感。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决策”,才有了中国轿车工业的发展战略。外界关注到,这是在明确了汽车产转型之后,轿车地位和重要性得到了高层认可做出的发展决策,它的意义就在于为大国汽车奠定了发展基础,并为轿车进入家庭列入了国家发展规划之中。
由于这个历史性的决策所掀起的“汽车热” 也就成了全民关注的话题,牵动了无数人的神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中国“行”的革命的开始,既有自行车王国开始向汽车大国迈进的开始。尽管当时把发展轿车当作了“好大的事”(第一支柱产业),但背后则是无数人向往的轿车何时进入家庭。从历史的角度看,北戴河会议的价值业已成为一个产业的决策上升为国家决策的标志。由此,发展汽车产业成了国家战略。(颜光明)
(未完待续。本文节选自《中国汽车四十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主编:颜光明、钱蕾、王从军。撰稿人张毅,新华社高级记者,现任新华社《环球》杂志编委兼车谈栏目主编,自媒体公众号“一锤定音”创始人。本书全文也可关注“禾颜阅车”微信公众号阅读。未经同意不得转载。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下期预告:北京吉普冲破思想坚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