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佛兰的上海味道原来是“携福来”

撰文/颜光明

一

上海历史博物馆新址正式落户在原上海跑马总会。对于上海人来说，这幢建筑是打开记忆大门的一把钥匙。作为历史的见证，在上海大剧院对面的威海路上还能找到至今保留完好的马厩（现在成了七十二家房客）。我曾多次在这里逗留和采访，试图通过马路与汽车，跑马厅与上海的关系来诠释这座城市的底色。

作为新馆开馆的重头戏，除了把外滩汇丰银行门口一对铜狮子（Stephen和stitt）请进博物馆压阵之外，还特地将邬达克的建筑设计视为“立体音符”开启这座城市交响的第一乐章。

喊了很久的海派文化终于在邬达克的建筑中找到了新的解读密码。它是历史见证，也是至今都能对话的物体。从万国建筑到十里洋场，回忆似乎都离不开“老辰光”的语境，影视剧也绕不开那时的影像（三十年代）。比如百乐门、大世界、国际饭店，兰心大戏院，大光明电影院等代表性的时代元素，由当时的时尚符号变成了现在发黄的老照片。

“百年历史看上海。”

这是相对于北京和西安的历史参照。不过，以这样的参照往往将这段并不长的历史当成了今日上海的资本，胜过百年或上千年的优越（摩登）。昔日渔村摇身变为执当今中国牛耳的魔都，有了“上海化”魅力。这座城市“不但本国人容易上海化，连碧眼虬髯的外国人也容易上海化，他们远迢迢的到了上海，不多时就会变成上海式的外人。”也就有了现在上海一句广告词的缘由：“海纳百川，大气谦和”。

而作为一种外化，汽车其实是最典型的，也是对这座城市最为形象的表述。“没有汽车哪有上海的繁华和时尚。”一言以蔽之。十多年前，有人编过一本书，题目就叫“车轮上的上海”。叫我评点。我说，这是老照片的汇集，没有内核。后来又有人出了不少类似的书，都是一种资料汇编。即便是现在，书店里堆放的不少有关上海的书，就是找不出一本像样的有关汽车与上海的书。倒是冒出了不少有关上海马路和老房子的书，唯独汽车的缺席减少了不少历史的厚度。

二

邬达克在为颜料大王吴同文设计的“绿房子”时说过：“我可以向你保证，即使再过50年，这幢房子的现代感仍是超前的，哪怕再过100年，我相信她不会过时。我想，她应该可属经典之列。”一个“上海式的外人”竟如此夸下海口，而早于他来到上海的汽车却从来不曾被人正视过，则被称之为“小包车”，与洋房为伍的标配。

我去看过（北京西路，铜仁路转弯角）。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依然现代。老底子的上海人还是喜欢叫哈同路，爱文义路上的绿房子。如果用上海话来讲，听起来还是那么有味道。这就生成出“洋房和小包车”的影像，这与黄包车和石库门的市井图却完全是两码事。

屈指算起来，邬达克来上海时（1918年），汽车已经在上海流行起来（1901年）。车轮上的上海在当时不仅是指西方舶来品的代表，也是一种观念和意识的输入。重要的是，人们从汽车的引进和流行中明白了什么叫“现代化”，找到了历史被迭代的途径，参照世界的坐标。早在三十年代，上海的高校就开始涉猎汽车专业，同时这座城时也成了研发和制造汽车的重镇。有人曾研究认为，汽车鼻祖在中国（我曾撰文介绍，收在《轮上风流》里）。可以说，汽车百年看上海不是谦词，而是事实，并不比西方发明汽车晚到哪里，而从原理的发明中比达芬奇还要早。

对于这样的历史，现在找到的都是一些图片，却没有人和事件的记录。有关汽车遗闻轶事早就淹没在历次的运动和革命中，它不同于建筑可以竖在那里，不只一字亦可风流。不过，在老上海的口传历史中还是存在的，依稀找到老上海的影子。其中提到海派文化就离不开雪佛兰。当年邬达克在上海发达起来时开的小包车，说不定就是雪佛兰。因为这是上海式外籍名人不可或缺的一种标签。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概称的海派文化，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吸收了近代西方文化某些元素而形成的，代表了中国文化前进方向的新文化。

三

“雪佛兰是上海抹不去的记忆。”

我找到“上海老茶馆”的老板张荐茗时，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一句话：雪佛兰是老上海家喻户晓的牌子，海派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

雪佛兰重返上海已有11个年头。现在重又活跃起来，成为上海的一道风景。但是，在众多的传播中关注的主要是年轻和活力，却鲜有与老上海的内蕴连在一起。事实上，雪佛兰是老上海人心中的一个情结。

十多年前，我在采访上海出租车大王周祥生后代时，他们谈到雪佛兰在上海的故事时脸上就放光。在老上海的记忆里，雪佛兰就是上海怀旧的代名词之一，与上海的人文有着密切关系。从相关资料中可以看到，解放前在上海坐得起雪佛兰或拥有雪佛兰当属“上流生活”的标志。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采访通用公司副总裁杨雪兰时，她向我回忆，雪佛兰是老上海最有影响的汽车品牌之一。

事实上，在上海还没有放开私家车消费时，雪佛兰已经如雷贯耳。1993年，上海通用在沪成立了一家专修通用轿车的特约站，名叫“上海幼狮高级轿车修理厂”。总经理陶巍，有上海汽车修理大王之称，也叫汽车修理博士。当时我在他的汽修厂看到过不少通用的汽车，大开眼界，除了大名鼎鼎的凯迪拉克和别克之外，就是雪佛兰。陶巍曾经这样形容雪佛兰，“这是上海人最熟悉的汽车牌子。”

我注意到，用沪语说出雪佛兰这三个字是美妙的——“携福来”，语调既柔有雅，有浓厚的江南味道，当属吴侬软语。如果从港台的老上海嘴里说出来，那才叫地道的上海味道（学术上把上海文化的“根”归之于江南）。我曾多次在老上海的嘴里找到了久远的过去，那种神态和语气，大有身临其境，回到“ 老辰光”的感觉。此时，上海还没有“家轿”的概念，即便是通过拍卖的方式获得的私家车，也不叫“家轿”，而是沿袭旧时的称谓，叫“自备车”。这是个让人怀旧的概念，重又回到了老克勒的海派生活。

四

“洋房，小包车。”这是过去上海人对于上流生活的描述。今天看来，就是散落在上海的小洋房，而小包车就是自备车，即私人备用的汽车，这就给人联想到拥有管家和佣人的富裕，官宦之家的阶层划分。张贤亮在回忆他在上海幼年的富裕生活时，曾描述过家里有自备车时的情景，那时可以把车开进家门的私人住宅。

据史料载，1949年前，上海是全国拥有私人汽车最多的城市，占有三分之二。而且都是自备车居多，也就是轿车。其中，美国车最多，上海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雪佛兰。我曾请教过一些老上海，他们说，过去也有“商务车”，只是叫法不一，生意人和官员会选择别克。最典型的就是上海周公馆的一辆别克，当年属于豪华车。相对而言，雪佛兰就很接地气，可以从当时的广告就能看出，很受上海人的青睐。凡遇大事，都会叫上一辆雪佛兰以示隆重和体面的享受，如婚礼、祝寿、庆生等。这一风俗沿袭至今。我曾在新旧世纪交替时撰写过一篇“元年不遥远”的文章中介绍过。在文革时期，上海人看到一辆上海牌轿车，都会凑上去拍照留念。如果谁家婚礼和老人祝寿有轿车迎送那可是再风光不过的体面。当时，这种优雅，没有粗俗的攀比，而是对现代生活的认同，有仪式感的自尊。

为了了解上海人解放前的“汽车生活”，我通过上海历史学家郑祖安认识了张荐茗。张是上海知名的收藏家，曾以收藏张爱玲《太太万岁》手稿而出名。我在他的茶馆里看到他做的海报和明信片。在接触中，张给我的印象不仅是人文历史古董收藏的行家，而且触角涉及交通和汽车相关的文史资料和实物。比如，他非常有心地收藏了雪佛兰的产品说明书，还有广告。包括当时的交规、学车要求、登记档案、驾驶执照、汽车牌照、户外广告、上门修理专车等。可谓一应俱全，反映了旧上海对私家车服务的周到，理念超前要远胜于当下，所不同的只是手段不同罢了。比如，上门服务，专洗汽车中的地毯和内饰，这与当下时兴的“汽车宅急修”和“上门女婿”如出一辙。

我问张，你对雪佛兰为何这样情有独钟，况且外国车在上海也不少？他没有急着回答，而是用上海人特有的敏锐和精明向我看了几眼说，“收藏并不仅是靠经验，还要有知识和阅历。”在他看来，像雪佛兰这样的老牌子几乎是与老上海连在一起的“生命体”，如果缺少了汽车上海三十年代的繁华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怀旧的理由也就空乏。正因为有这样的直觉，当别人对张爱玲《太太万岁》手稿难辨真伪时，他凭直觉高价拿下，书写了沪上收藏的一大传奇。所以，张看中雪佛兰完全是从上海对这个品牌的情感，严格的说，是从这座城市的角度在寻找历史的记忆。

五

张的眼光没有错。可以说，雪佛兰是记录中国汽车消费最早的“活化石”之一。从张的收藏中，我看到了旧上海的汽车消费已经非常发达，尤其是对服务规范，无论是理念还是要求都做的比现在还要到位和贴切。比如对司机开车要求，除了有保证书之外，还要按上手印，有人格上的承诺，被看作是一件庄重而神圣的事。

在张的茶馆里有一幅用搪瓷做的雪佛兰户外广告，让我吃惊的是，这不是轿车，而是货车和客车，用今天的专业术语来说，应该叫“商用车”。由此可以证明，雪佛兰品牌进入中国是系列最全的汽车品牌。后来我又从史料中找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雪佛兰与上海的生活场景，比如在上海新式里弄里，有一个小孩坐在雪佛兰引擎盖上，童趣盎然，生活气息浓烈；以篱笆围墙为背景的雪佛兰，反映了老上海对品质生活的审美。

这些信息告诉我们，雪佛兰过去给上海带来的不仅是优雅的生活方式，还是构成老上海海派风情的纽带。由此回想起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听到这个品牌时，难怪老上海会那么起劲，以骄傲的口吻回忆旧上海的桥段（眼界），原来自备车与私家车还是有区别的，就像怀旧与乡愁有着本质的不同。

“携福来”，对于老底子的上海人来说，就是一种情结。很多年前一位在美国生活多年的老华侨提起小时候在上海的生活时，记忆最深的就是雪佛兰。他用上海话说出来时就变成了“携福来”，很符合上海人的“洋气”，略带不屑弄堂市井的克勒，颇有海派的腔势。这与“拐派头”的粗鄙不同，多半带有教养并见过世面的文雅。

雪佛兰之于上海，是一坛陈年老酒，醇厚而绵柔。它的回归，激活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有了触手可及的感觉，海派风情由此可以不再空乏，变得生动而厚重起来。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