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海南汽车走私玄机隐现【破冰之举】

撰文／郝庆丰

 

 

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如何发展市场经济、如何积累原始资金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各级领导都是未曾见过且无参考借鉴的新课题。

 

１９８２年以前，中国执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一些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商品实行统一采购、统一销售，即统购统销

 

１９８２年以前，中国执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一些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商品实行统一采购、统一销售，即统购统销。当时汽车并不属于消费品，而是生产资料。当时，各级财政部门设有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办公室（控办），对购买汽车等重要物资进行管控。那时个人无权购买汽车，只有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根据工作和生产需要才能购买。买一辆汽车，首先得向控办提交申请报告，内容包括计划购买汽车的理由、车型、价位等。控办根据申请单位的级别、理由并视指标余额决定是否批准，批准后申请单位方能购买。单位购买车辆后，需持控办批件到车管所办理登记上牌手续，无控办批件而购买的车辆不得上牌，在那个年代买车是件难办的事。

 

海南汽车走私引政府关注

 

自１９８４年６月起，买车突然变得容易了。全国想买车的人突然发现海南一下子冒出了大批的进口汽车，车型繁多且价格低廉，购车手续也简单。车型中既有日本的马自达、皇冠，也有罗马尼亚的达契亚，还有各种各样的面包车、大客车，于是全国想买车的人潮水般地涌到海南。海南岛上到处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汽车，就连南海舰队的院子里都停满了车，难得一见的场面让很多买车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买卖汽车曾在海南风靡一时，几乎成了岛上唯一的话题

 

海南不但车多，卖车的单位也多。据统计，当时区内有８７２家公司在卖汽车，买车人很容易就可以找到销售汽车的公司。销售公司进车需要贷款的手续也特别简单，用所购汽车甚至只用汽车批件作为抵押即可。有的银行看到有利可图，也就不甘心拿那点利息了，要求参股或者索要回扣；还有的银行索性自己给自己贷款，找人联营直接加入到汽车销售的行列。买卖汽车在海南风靡一时，几乎成了岛上唯一的话题。从政府到公司，从领导到百姓，不论年龄、不论性别，人人谈论的都是汽车批件、汽车价格、汽车买卖，就连幼儿园都可以拿到汽车批件，做起汽车生意。

 

在海南买车手续还特别简单，买车的人无须申请报告，也不用提供控办的批件，交钱就可以提到现车。因为销售公司的购车发票上标有“只限岛内使用”或“不许出岛”的字样，当地工商局很快便将其列为“服务项目”。一辆车罚款几千元，罚款后在购车发票上盖“罚款放行”的章，罚款者名正言顺，被罚者心安理得。有了“罚款放行”的印章，“只限岛内使用”或“不许出岛”的字样便失效了，于是这辆车的手续进一步合法化，双方皆大欢喜。

汽车运出海南岛只有海运一条路，如何运输出岛也是个问题。在全民经商的影响下，除了正常的渡轮运输外，驻地的海军也积极参与其中，只要事先联系好，海军就可以用军舰把买好的汽车以军用物资的名义运到岛外。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如此疯狂的汽车交易很快便成了家喻户晓的热门新闻，必然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

 

１９８５年初，由中央纪委、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审计署、海关总署、国务院特区办，以及海南省委、省政府等机构１０２人组成的特大调查组对此展开调查。

 

１９８５年７月３１日，新华社发出通电《严肃处理海南岛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等物资的严重违法乱纪》，其称：“中共海南区党委、海南区政府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在１９８４年１月１日至１９８５年３月５日的一年多时间里，采取炒卖外汇和滥借贷款等错误做法，先后批准进口８．９万多辆汽车，已到货７．９万多辆，还有电视机、录像机、摩托车等大量物资，并进行倒卖。这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的一个重大事件。海南行政区党委和某些负责人违背中央关于开发海南的方针，从局部利益出发，钻政策的空子，滥用中央给予的自主权。这一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冲击了国家计划，干扰了市场秩序，破坏了外汇管理条例和信贷政策，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不仅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害，也给海南的开发建设增加了困难，延缓了海南岛开发建设的进程。”

 

1986年，闻名全国、轰动一时的海南汽车走私事件落下帷幕

 

随后，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时任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的姚文绪、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雷宇、分管对外经济工作的行政区负责人陈玉益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撤职和免职的处分。

 

时任海南行政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的林桃森因“积极参与倒卖进口汽车生意，索取３万多元回扣”，于１９８６年５月２２日被海南中级人民法院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追缴非法所得３．６万元。尽管林桃森以没有投机倒把、没有接受赃款为由提出上诉，但被驳回。

 

至此，闻名全国、轰动一时的海南汽车走私事件落下帷幕。

 

汽车进口“放行”，市场闻风而动

 

社会发展到了今天，站在历史的角度回顾此事件前前后后的一些情况，可能会给人们一些启迪。

 

一些数字说明了此次事件的严重性：海南岛一年内订购汽车８．９万辆，实际进口７．９万辆，事后上缴国家５４８００辆，自行销售２．０６万辆。使用外汇５．７亿元（除区内自有外汇外，还到全国各地兑换外汇，致使美元从正常汇率１∶２．８涨到了１∶４甚至１∶６），同时使用贷款４２．１亿元。订购量之大、之急使得某些日本汽车厂家无现货可供。

 

在海南大规模走私汽车期间，车辆的海外订购、岛内销售、运往岛外、海关手续、工商手续等，都是公开进行的

 

走私汽车规模如此之大令人咋舌，但有些迹象也令人费解。在海南大规模走私汽车期间，车辆的海外订购、岛内销售、运往岛外、海关手续、工商手续等，都是公开进行的。汽车海外订购也是由政府带队，即便是行贿索贿受贿倒汇等非法行为，也毫不避讳，几乎看不到遮遮掩掩的走私迹象。

 

追寻海南汽车走私案的轨迹，就要提到１９８３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文件《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１９８３年初，中央在两个月内先后三次召开会议讨论加快海南开放开发的方针政策，并形成《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这就是著名的“中央１１号文件”。

“１１号文件”指出：“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批准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用于生产建设；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汇，进口若干海南市场短缺的消费品（包括国家控制进出口的商品）。”同时还明文规定“上列进出口物资和商品只限于海南行政区内使用和销售，不得向行政区外转销”。

 

据当时的《海南日报》报道，１９８４年２月２４日，邓小平同志邀请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办好经济特区问题时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在谈了一些“放”的设想后，他话锋一转说：“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此后的４月２９日，在北京会见美国著名企业家哈默时，他又说：“我们决定开发海南岛。利用天然气还可带动其他行业。”并指出：“海南岛自然条件不比台湾差，面积与台湾相当。”

 

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强调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当时台湾和海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两个岛的面积和自然条件基本相同。２０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台湾与海南的经济情况相差无几，可后来就大不一样了。据１９８０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台湾的ＧＤＰ为海南的８０倍，人均收入为海南的８倍。

 

当时海南的“穷”是什么概念呢？不少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还处于“刀耕火种”的时代，竹楼里三块石头架个锅，两片竹篾编个床就是一个“家”。岛上地多人少，三分之一的土地处于荒芜状态。全岛一年的财政收入不到３亿元人民币，有的地方人民公社想做个招牌的钱都没有，“贫穷落后”是当时海南岛的真实写照。

 

当时海南岛一年的财政收入不到３亿元人民币， “贫穷落后”是当时海南岛的真实写照

 

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中央领导的嘱托———超常发展，建设好海南特区，只是想想说说是不够的，没有资金的原始积累，经济不可能快速发展，只说不做也不是当时的区委书记兼行政公署主任雷宇的性格。

 

从哪儿弄到第一笔资金是雷宇上任后面对的也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当时伸手要到钱的可能性不大，也远远不够。于是中央给海南的特殊政策“１１号文件”就成了雷宇的尚方宝剑，早一步发展的深圳特区就是把中央的扶持政策运用到了极致而迅速崛起的。

 

“１１号文件”中提到的“海南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汇，进口若干海南市场短缺的消费品（包括国家控制进出口的商品）”的规定给了雷宇极大的启发。汽车是国家控制的紧俏商品，也是单价最高的商品。为了完成资金的原始积累，雷宇便把汽车作为首要目标，希望通过进口销售部分汽车完成资金的原始积累。

 

海南进口汽车符合“１１号文件”的精神，而且他严格执行“１１号文件”关于“进口的商品只限岛内使用”的规定。不仅是汽车，凡是依据“１１号文件”进口的其他商品，他也不准出岛销售。因此，１９８４年上半年海南进口的汽车加在一起也就２０００多辆。如果继续稳妥地发展下去，海南有可能因较快地完成资金的原始积累而迅速发展起来。

 

时间到了１９８４年７月，仅７月一个月内，区政府就批准了１．３万辆汽车进口，比１９８４年上半年全部进口总量高出６倍。天降一石激起轩然大波。此石便是１９８４年７月，到山西太原参加全国工商局长会议的海南行政区工商局长从会上传回的国家工商局相关领导的意见，他讲道为了搞活经济，疏浚商品流通，“内地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到广东、福建购买进口汽车，经所属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机关批准，确属用于生产或科研需要的，应予放行；集体、个人持区、县主管部门证明到广东、福建购买进口汽车自用的，应予放行。”也就是说，海南根据“１１号文件”精神进口的汽车可以出岛销售了。

 

此前，海南进口的汽车都在岛内各道贩子手中转来转去，“大饼卷手指头”自己吃自己。行政区的领导一直不敢违背“１１号文件”的精神把汽车卖到岛外去。在这之前，区内有单位擅自把进口的商品卖到了岛外，该单位负责人还受到了雷宇的处罚，就算有人拿着上级领导的批条找雷宇买车也被婉言谢绝了。

 

为此，广东省领导特意致电国家工商总局领导表示其不同意汽车可以出岛销售的决定，但工商总局方面回复说这是经过局党组同意的，符合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

 

既有如此春风，岂有不闻风而动之理。海南主管外经贸工作的负责人获悉此情况，认为是特大喜讯，立即向区党委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并立即组织人员到香港订购汽车。当时进口一辆１２座日本面包车只要四五千美元，进口一辆日本超豪华皇冠也就５０００多不到６０００美元，而汽车的市场价格飙升。按当时美元和人民币的牌价比率１∶２．８计算，缴纳关税后还有１００％甚至２００％的利润。

不但利润巨大，关键的是在这里可以拿到政府签发的正式批件，拿到批件就意味着巨额利润。于是便出现了前面提到的海南全民皆买卖汽车的现象，引发了全国人民奔赴海南买汽车的浪潮，也引发了中国汽车发展史上著名的海南汽车走私案。

 

海南汽车事件的出现，离不开当时的大环境。从计划经济到部分市场经济，经商成了最快的致富之路。利用特殊政策得到批件更是一条快速致富之路。在相关政策法规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党政军民积极参与经商，于是出现了海南９４家区直属单位中有８８家参与买卖汽车的现象。

 

对于轰动一时的海南汽车走私案，主要责任人雷宇有自己的看法。２００４年３月，雷宇对《新民周刊》记者说：“海南岛进口的汽车都是有正式文件批准的，进口的汽车１００％都是缴了税的，数字是１９．６亿元人民币，这些钱都上交了。后来上交国家的汽车数是５４８００多辆，物资总局从中赚了２０亿元人民币，也都上交给了国家。”至于汽车违反“１１号文件”的精神出岛销售那也是执行国家工商局的决定。

 

雷宇经联合调查组审查确实没有任何贪腐行为，其在被撤职三个月后，降级到广东花县任县委副书记，其后相继担任增城县委书记、广州市副市长、广州市常务副市长、广州市委常委等职，１９９２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１９９６年辞职。

 

１９８６年５月２２日以“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时任区党委委员、组织部长林桃森，也因在“海南汽车事件”中的一些职务行为，于２００４年由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无罪。至此，“海南汽车事件”中的主要负责人没有人因违法被判刑，也因海南进口汽车出岛销售是执行全国工商总局的指示而实际上无人违纪。

 

雷宇本人认为其在海南的三年工作经历是他人生中一个精彩的片段

 

雷宇本人也认为其在海南的三年工作经历是他人生中一个精彩的片段。虽说“海南岛汽车事件”轰动全国，影响了仕途，但他是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去工作的。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他给社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从“倒卖汽车”到“生产汽车”

 

“海南岛汽车事件”一夜春风百花开，让贫穷、封闭的海南瞬间成了市场经济的试验场，这不仅给海南人，也给全国人民上了一堂生动的市场经济课，让人们从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猛然觉醒过来，看到了市场经济的潜力、活力以及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

 

“海南岛汽车事件”落下了帷幕，其影响却是长远的、值得回味的。据相关数据显示，１９８５年中国进口汽车总量等于１９５０—１９７９年进口汽车的总数。海南事件后，利用政策空子，倒卖走私进口汽车的现象一直没有被真正制止。从１９８３年到１９８７年，各地政府动用外汇大量进口汽车，数额高达１６０亿美元，相当于当时两个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固定资产净值。

 

１９８８年讨论《海南经济发展战略》时，主张工业主导论的一方占了上风。海南开始从“倒卖汽车”变为自己“生产汽车”。１９８８年，海南购买了福特汽车在菲律宾拍卖的一个汽车厂，成为海南省海马汽车的前身，海南汽车工业就此拉开大幕。

 

１９８８年，海南购买了福特汽车在菲律宾拍卖的一个汽车厂，成为海南省海马汽车的前身，海南汽车工业就此拉开大幕

 

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５年，海马汽车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与战略伙伴合作走出了一条“开放、合作、学习、发展”的路子，海马汽车夯实了自我发展的基础。

 

２００６年，海马人开始了第三次创业。现在海马汽车拥有三个整车工厂，一个发动机工厂，两个技术中心（整车研发中心和发动机研发中心），两个配套工业园。郑州基地立足中原，面向国内，致力于打造轿车与商务汽车产销基地。

 

更重要的是海马汽车拥有了一批成熟的产业人才队伍，拥有了自主的整车研发能力、销售服务网络和供应配套体系，拥有了超过３０万用户的信赖，拥有了自我生存、自我发展、以我为主去实现海马梦想的体系能力。

 

海马集团已经成为海南省工业的佼佼者，成为海南省税收的大户从而支撑起海南整体经济的发展。

 

----------------------------------------主编点评------------------------------------

汽车为何一放就乱

 

往事如昨。提到海南岛，人们的记忆里并不是如今旅游度假和养老的热词，而是汽车走私。最近，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在建设海南自贸区（港）时说，要坚决防止不切实际、头脑发热的倾向，重提海南历史上出现的汽车走私事件的教训。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汽车四十年》要把这一事件纳入作为一个重要历史细节呈现的原因所在。那么，这说明了什么？

需求匮乏，物资紧张。上个世纪80年代初，汽车是最易变现的紧俏“商品”。进口狂潮提示了发展经济和个人发财的捷径，也使不少人冒天下之大不韪，铤而走险。源自于沿海汽车走私疯狂到公开化的“海南汽车走私”案就是最典型的事件。以至于成了“汽车热”中最极端的例子。问题是，利用政策，发展经济，结果把经念歪了。本文以亲历方式记述了1984年发生在海南岛的汽车走私乱象：当时全国想买车的人潮水般地涌向海南，岛上到处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汽车，就连南海舰队的大院里都停满了车。

这说明：汽车一“放”就乱，一收就“死 ”。这不仅是指汽车生产审批和布点，还有汽车流通和贸易。盛行于南方的汽车走私和拼装一度败坏了当地的形象，影响了制造业的发展。最典型的就是广标的退出，一度被解读为广州没有造车基础的依据之一，即便时广丰落地南沙时也曾遭类的似质疑过。时至今日，汽车走私不再可能，而汽车热的乱象依然存在，并甚嚣尘上，只是换了背景和名义罢了。

----------颜光明

 

    【未完待续。本文节选自《中国汽车四十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主编：颜光明、钱蕾、王从军。撰稿人郝庆丰，专注汽车消费维权研究。著有《汽车后市场时代》，译有《后汽车时代》。本书全文也可关注“禾颜阅车”微信公号阅读。未经同意不得转载。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下期预告：轿车私有化破冰试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