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上海大众开创轿车产业新纪元【破冰之举】
撰文/洪 华
2011年,我曾有幸结识一位叫陆杰的上海摄影师,很多年里,他一直用镜头“记录这个时代的变迁”,而拍摄的对象,则主要是上海。老上海的时光碎片,几十年辰光的文化和风情,被陆杰用镜头黏合在了一起。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上海,街头的轿车还屈指可数。陆杰回忆,那时候出去采风的重要交通工具,就是“巨龙车”或是三轮车,当时在上海俗称“小黄鱼”,起步价3毛到1块,精明的上海司机羞答答地在消音器排气口上一边挂一条棉纱,把“通通通”的噪声变成了“突突突”。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上海,街头的轿车还屈指可数
那时候的上海,人们在街头巷尾传来的邓丽君的婉转歌声中,穿上了洋气的假领子和喇叭裤;那时候的上海,黄浦江对面还没有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一条黄浦江,把上海分成了两个部分,人们乘船过江,15分钟一班。上海这座安静的城市,积蓄着巨变的力量。
“你还记得80年代刚来时上海的样子吗?”2月初的某个上午,当我把这一问题抛给曾经的上汽大众第二任总经理王荣钧时,这位已经85岁高龄的老领导那一刻一定像播放老电影一样飞快地闪过了一些画面,他若有所思地笑着说:“是解放之后几十年没变化的样子,比国内其他城市变化都要慢。”
1986年,王荣钧来到上海成为上汽大众第二任总经理
王荣钧———中国第一代汽车人,曾经在一汽、二汽工作了24年。1986年,他不顾身边人的反对来到上海,并从时任上汽大众总经理张昌谋手中接过权杖,成为第二任总经理。正是在王荣钧的主政之下,才保证了桑塔纳的成功国产化,也正是由于桑塔纳的成功国产化,才开辟了中国轿车新纪元,为原来无比沉闷的中国汽车世界,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一柄划破混沌的利剑
毫不夸张地说,这一代80后,儿时的群体记忆中如果出现过一辆轿车,那一定是上汽大众的桑塔纳。
“当时买那辆车一共花出去将近30万元,那时候是相当于几套房子的价格,但我的桑塔纳在街上,当时是最好最拉风的。”在江西景德镇某个煤矿做老板的董富森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20世纪90年代因为买了一辆桑塔纳轿车,而在我们那个小县城,成为妇孺皆知的“名人”。
桑塔纳成为时代的缩影,不仅仅是因为它浓缩了许多人难以割舍的岁月回忆,更是因为它是中国轿车的开拓者
桑塔纳成为时代的缩影,不仅仅是因为它浓缩了许多人难以割舍的岁月回忆,更是因为它是中国轿车的开拓者,也是一批老汽车人历尽千难万险才实现的传奇。
要知道,在上汽大众实现桑塔纳的国产化之前,中国还没有现代制造的概念,更没有制造轿车的生产线,市面上零星的轿车,主要是依靠外国进口,不过因为外汇紧张,进口轿车数量很有限。而国产轿车主要是靠手工敲打出来的。自然,对于那时的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毕生的梦想,也不过是拥有一辆永久或凤凰牌自行车。
20世纪20年代初曾在法国雷诺短暂打工,对汽车有着浓厚兴趣的邓小平,在1978年11月高瞻远瞩地批准“轿车可以合资”。这一绿灯亮起之后,一时之间,就出现了多家国外车企来与国内的汽车企业进行接触谈合作,这其中包括大众、克莱斯勒、丰田、通用等。
据上汽大众第二任总经理王荣钧回忆,“当时的上海汽车找了6个国家的跨国企业谈合资,通用、日产、雪铁龙、雷诺等都谈过,但大多数企业认为中国的基础太差,想进行合资还为时过早,顶多可以考虑组装别人的车。只有德国的大众答应了合资,这要感谢有远见的哈恩,他看了当时的中国,觉得市场前景很广阔。”1982年上任的大众公司董事长卡尔·哈恩,当时在德国大众内部力排众议,成为上汽大众合资落地的关键人物。
而这背后还有一个小插曲,据说当时德国正在与韩国谈合资,中国机械工业代表团向德国方面提起中国也愿意搞合资,德国马上产生了兴趣,于是中途中止了与韩国的谈判。不过尽管如此,王荣钧表示当时中德双方的谈判并不顺利,几起几落,谈判多次被叫停,几近夭折。
其中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基建投资增长速度过快,战线过长,所以当时的政策采取“急刹车”,相继停建、缓建了一批大中型项目,正好当时德国大众的财务状况也不景气,它们也要求退出项目,中止谈判,代表团也不来了。最后,中方提出由之前计划的年产15万辆轿车项目改为年产3万辆轿车项目,才保住了谈判没有被中断。
二是意识形态方面,当时的舆论认为轿车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中国出现了不能搞轿车的声音,舆论的压力很大。
三是国家缺少外汇,为了实现“外汇收支平衡”,中方提出要求,生产出的汽车80%要返销给德国,这个要求德国当然无法接受。最后德国人提出一个解决方案,给上海汽车建发动机工厂,产能3万辆,多出来的发动机返销给大众。
谈判足足持续了6年,终于破冰。时任上汽大众合资项目谈判负责人的蒋涛回忆说:“6年中,我们光谈判就进行了60多次。其中和大众汽车就谈了29次。”
混沌急需一柄利剑,来将天空划出黑夜和白昼两个部分。
国产化的最佳教材
安亭镇位于上海的西北郊。安亭历史悠久,镇名与汉代于此建亭有关:“十里一亭,以安名亭,以亭为镇。”安亭之名于是沿袭至今。安亭镇有百年的树,有千年的寺,但在解放后,安亭因为以单一的农业经济为主,渐渐成为排名落后的穷乡镇。
不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它意外地承接了一个新的历史使命———中国汽车工业重镇。
如今的曹安公路,每天不计其数新下线的汽车和运输车从这里通过
如今的曹安公路,每天不计其数新下线的汽车和运输车从这里通过。上汽大众已经成长为国内规模最大、市场保有量最高的现代化轿车企业之一。时间回溯到30多年前,一群来自沃尔夫斯堡的德国大众技术专家怀揣美好背井离乡来到上海安亭,当看到一无所有的安亭的简陋和残破时,内心的落差之大是始料未及的。
都说万事开头难,上汽大众的合资项目谈判虽然已经落地,但其实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开始,首先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实现国产化问题。为什么要实现国产化?中国的汽车工业当时主要是生产卡车,而原来的上海汽车厂只有几千辆的轿车生产规模,并且是在用20世纪50年代的生产设备在造80年代的车。据原上海汽车厂的老师傅回忆说,当时看到桑塔纳样车,经过性能测试比较之后,才发现“我们落后了整整30年”。所以当时的装配车间自己能生产的只有车身和发动机(也是大众建的),80%的零部件需要外购。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直接从德国引进零部件,一来需要外汇,二来成本高昂,加上海关运费,比进口整车还贵。但如果向国内零部件企业购买,当时的零部件企业既达不到质量标准,也达不到规模,是典型的弄堂生产组。
中方和德方在进行合资谈判时,就定下了7年达到90%国产化率的目标,在这7年内可以向德国进口散件进行组装,但组装指标只有89000辆,进口完这些散件,就不让再进口了。
1986年,在当时的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总经理陈祖涛的推荐以及时任上海市长江泽民的邀请下,王荣钧放弃了原单位优厚的待遇,来到上海,正式出任上汽大众总经理。在王荣钧身边的人看来,上汽大众项目并不被外界看好,他的选择无异于“上刀山,下火海”。而那一年,刚刚干了两年的上汽大众仅仅实现了四样部件的国产化:轮胎、标牌、收音机、天线,国产化率仅为2.7%。
坚持质量不可妥协,是德国大众的造车哲学。按照当时的合同规定,重要的零部件都要拿到德国去做试验,如果达不到标准就不能采购。这样一来,中德之间的文化差异很快就演变成了矛盾。王荣钧回忆说,当时已经出现了很多斥责的声音,认为德国人是在故意刁难,要中国永远买大众的散件组装,甚至有人提出自己制定过渡标准:“为什么要德国人说了算?我们自己来定标准。”
王荣钧当时选择了顶住压力,尊重德国人对质量的苛刻态度
“我一直认为中国汽车之所以赶不上国外,根本原因正是在于质量,而合资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轿车水平上台阶,赶上国外水平,我和德国人坚持质量的观点是一致的。”有着20多年汽车从业经验的王荣钧当时选择了顶住压力,尊重德国人对质量的苛刻态度,因为这样,还被人扣上了“中国的总经理跟德国人坐一条板凳”的帽子,险些被调离上汽大众。不过,这些质疑并没有持续多久,坚决执行德国大众质量标准的做法就获得了上海市政府相关领导的支持。
王荣钧还提到,当时本土的零部件工厂要想进入上汽大众采购体系,必须重新改造,或搞合资或引进技术,建立新厂房扩大规模。而为了解决这些零部件工厂升级改造最大的资金紧缺问题,国务院特别批准,从1988年起,以“国产化基金”的名义,每辆桑塔纳价外加收28000元。王荣钧回忆道,1994年,当国家宣布停收国产化基金时,上海桑塔纳已经收取了国产化基金40亿元,根本性地解决了零部件企业的资金发展问题。
1988年,朱镕基到上海担任上海市长,开始亲自抓桑塔纳的国产化生产线,并且领导成立了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共同体。这样一来,桑塔纳的国产化就不再是一个企业的问题了,而是举整座城市之力在推进。有了政策扶持,有了资金支持,一大批零部件企业开始出现脱胎换骨的成长,若干年后,这些曾经在外媒眼中小作坊式的工厂,都与上汽大众一起成长为国内零部件企业的“巨人”。甚至后来,只要质量标准获得过上汽大众认可的零部件企业,其他厂家就直接采购。而这对于后来出现的汽车企业快速实现国产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发展基础。
数据显示,1989年桑塔纳的国产化率上升到60.09%;1991年达到了70%;而自1996年开始,桑塔纳的国产化率已达到了90%。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上汽大众国产化项目的成功,上汽大众也成为中国汽车工业人才的“摇篮”,培养了大批汽车人才。上汽大众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学徒培训中心,完全引进德国的学徒培训制度。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方管理和技术人员大量去德国狼堡总部以及大众其他地方的企业进行学习和培训。
大众集团前董事长卡尔·哈恩曾说:“现在活跃在中国汽车行业的管理和技术人才,有不少就是来自上汽大众培养的人才,从上汽大众项目起步时,沃尔夫斯堡就没有断过中国人的身影。”
作为国内首家轿车合资企业,正是缘于上汽大众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道路上,毫不动摇地秉持高质量的要求,才培育和造就了一大批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发展。而上汽大众探索出的一套合资模式,即50∶50的股比模式,排除万难构建的顶层设计,几乎成为后来的汽车合资企业借鉴和套用的最佳教材。当下全国各大城市纷纷上马汽车项目,无不是借用了上汽大众合资经验提供的“智力参考”。
一座城市的创变
2017年的5月份,一条关于百雀羚的广告刷爆了朋友圈,它几乎将民国时期整个上海滩的衣食住行通过一镜到底的方式展现了出来。旧梦一曲上海滩,整整一个世纪,这里车水马龙,灯火辉煌,满含优雅与摩登,吸引着各路英豪汇聚在这片梦幻的都市。
老上海不止有百雀羚,还有海鸥照相机、中华牙膏、白猫洗洁精、扇牌洗衣皂、大白兔奶糖……中国老百姓吃的、穿的、戴的、用的,那时的“上海制造”简直是无孔不入,包括零食、衣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如果小城市的居民家里,五斗橱里能够摆上一台托人从上海买来的三五牌台钟,那可是相当阔气的事。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上海,就不会有那个物资紧缺年代的生活品质和时尚。
20世纪50年代,纺织业曾是上海财政的“第一支柱”
纺织轻工业曾经是上海的“母亲工业”。1950年上海统计部门公布的一组数据,把纺织业作为上海“摇钱树”的地位推到极致。20世纪50年代,纺织业作为上海财政的“第一支柱”,始终担纲着创造就业岗位最多,创造产值、利税、出口外汇稳居第一的“龙头老大”地位。那是属于上海这座城市的一段流金岁月。
但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上海的纺织业出现了大滑坡,上海的产业结构到了必须转型的时期。当时上海开始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压缩上海纺织业的初级加工规模,将一些较为初级的加工工作转移到上海市周边的长三角其他地区。
1988年4月正式来上海担任市长的朱镕基,他所面对的上海,正好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亟待寻找新的突破口。产业如何转型?要不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金融改革要不要迈大步?朱镕基上任后不久在一次讲话中提道:“来上海之后,这3个月长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
有资料记载,其实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就有着“东方巴黎”“亚洲纽约”的美誉,在国际大城市排行榜上排在伦敦、纽约、东京、柏林和芝加哥之后,名列世界第六大城市。不过最终,上海的发展方向既没有像巴黎一样成为时尚中心和消费中心,也没有像纽约一样,成为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因为上海不能丢掉制造业,这是国家对上海的使命选择。
1988年4月正式来上海担任市长的朱镕基,面对的上海,正好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亟待寻找新的突破口
而对于彼时的上海来说,当时有石化、飞机、汽车三大项目同时要上。最终,上海决定放弃飞机制造厂,交由国家来管,石化交给化工部来管,下决心把重点放在了正在起步的汽车项目上。
时间很快证明了这一决策的正确与伟大。1991年,纺织业年税利从最高峰的43亿元跌落到13亿元时,而只有2.4万人的上海汽车工业,税利一下突破了14亿元。雄踞上海第一大支柱产业40年之久的纺织业,被新兴的汽车工业所代替。这一年,朱镕基在上海汽车的一次誓师大会上发言,恭喜汽车工业终于占领了上海第一大支柱产业的位置。
上海这座城市,由轻工业龙头转型为重工业基地,上汽大众在其中所占据的分量和承担的使命是无可替代的
在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工业先声》中曾提道:“牛顿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把科学的钥匙,瓦特拿着这把钥匙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上海这座城市,由轻工业龙头转型为重工业基地,上汽大众在其中所占据的分量和承担的使命是无可替代的。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上汽大众项目的成功“试水”,中国汽车产业的今天,又或者说上海这座城市的今天,会是怎样的一番光景?不过生活没有假设,很庆幸,它成功了,一个令人敬畏的起点。
---------------------------------------------点评--------------------------------------------
“国产化”是成功之本
业界对于上汽大众的成功有不同的解读,其示范效应也在不同的层面发酵,演化为不同的光环和荣耀。从产业的角度看,开创了新的纪元;从行业的角度看,开创了新的模式;从城市的角度看,开创了新的“支柱”。 对于这些开创,不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因为上汽大众的诞生和成功代表了一个时代,曾起过引领一个行业和一座城市发展的火车头作用。
那么,上大众的成功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桑塔纳的成功;也有人说,是制造的成功;更有人说,是上海的成功。这些说法都没有错,甚至还可举出不少的成功因素。但是,归根结底这是“国产化”的成功。从历史的高度来看,这应该看作上汽大众成功的根本。因为,“国产化”不成功上汽大众就要关门;“国产化”不成功行业发展的战略就要落空;“国产化”不成功上海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就会减云一份发展动力。如此严峻,已超出一个合资企业的容量和影响范畴。
上汽大众是地方项目,但享受了国家待遇。地方和中央高度重视,其“国产化”牵动了全国上下的神经,其知名度不亚于宝钢建设。本文虽落脚于一辆车与一座城市,但这是中国汽车的“试验田”。其意义在哪里?引进一个车型改造一个行业,桑车成功是国产化的成功。专家的总结揭示了开创新纪元的含量。无论对于行业和城市,桑车国产化被赋予了多重的含义和使命,也寄予了时代的重托和希冀。而今,时过境迁,“国产化”是否已经远去?此文留给读者也远远不止是这些。
--------颜光明
(未完待续。本文节选自《中国汽车四十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主编:颜光明、钱蕾、王从军。撰稿人洪华,曾任《汽车公社》主编,现为产经类新媒体BusinessCar创始人。本书全文也可关注“禾颜阅车”微信公众号阅读。未经同意不得转载。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下期预告:海南汽车走私玄机隐现)